谈何“匡”；以无理之言狂谏，谈何“正”？不惜命，是以命求名，于君王无益，竟成乡愿，岂非德之贼也？曰：不能正其，如正人何？

“近来公推的谏臣，无魏文贞公之右者，太宗文皇帝以为镜鉴，时而垂询。其先在隐太府，献计不用，反复谏之，再不用，望太宗有人君之像，毅然受抚，不思旧门。是故明谏之不用而不必死，故孟曰：‘君有大过则谏，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。’古来公推的忠臣，又以屈原为至忠。屈原放逐，政不行，尚可居沅湘而发离之音，善言不用时不死，怀王陷秦时不死，城破国亡，然后一死，是事已至此，再无转圜，非死名节，实死国也。

“故忠臣不可以求速死。父以教，国以文教，然后成贤。非己，是国之。《臣轨》圣训曰：‘夫事君者以忠正为基，忠正者以慈惠为本。故为臣不能慈惠于百姓，而曰忠正于其君者，斯非至忠也。’为臣者里不仅要有君，更要有民，君赖一言谏诤而明，民也赖父母之官而生。谏诤是谨慎之为，行政是才姿之用，所谓‘讷于言而于行’者也。而今圣人广布恩泽，有人上谏说恩赐太厚，封太多，侵扰百姓，实则就之算，如今亲爵封计万七千五，不及贞观时三分之一，以此死谏，难不是狂悖吗？圣人求贤若渴，又有人上谏说圣人频繁修筑室，又以封禅为功，劳动百姓，奢华浮靡，然则虽有奇观，至今仍奉‘征赋科徭，实资宽简’为国策，百姓租庸调外严禁杂税，至今义仓充盈，乃至要在立德坊穿凿新潭以供自江南而来源源不断的粮船，永淳年后虽时有天灾，然再无饥荒，以此死谏，难不是蒙蔽吗？

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，臣只盯着君王的后，却不知民生，不见君王是如何履行天命的，这是一叶障目，自以为忠节，而不知百姓所不齿也。圣人曾对婉儿说，要以一代之力作万代之功，婉儿不敢不记在心里。怀着为国的心才能尽一代之力，不加审慎地因谏而死，不是尽一代之力，自以为以死尽忠，其实万代以后的人并不以为功。污名与清节都是盖棺才能定论，慎行和推恩却是当的责任，为人臣者，无论在什么位置上，都肩负着这些必须尽的责任。狄国老几次左迁而不以为耻，在其位谋其政，没有丝毫懈怠，故而可以得圣人青睐，首相之位无人动摇，这不是攀私的缘故，圣人看重的是公心。

“诸公当的责任，就是把《三教珠英》编好，使之传于后代。生前的责任都没有尽好，又遑论后的清名？诸公是大周倚重的青年才俊，是以后要登台阁的人，婉儿不敢为师，谨以二十年的所见所思，与诸公共勉。”

☆、第六十七章

圣历二年四月，朝野尚未消除对武皇立李显太的惊异，一场盛大的盟誓已在武皇的主持开始筹谋。

在祭祀天地与举行大典的通天，武皇携太显、相王旦、太平公主和梁王武三思、驸武攸暨举行了盟誓，使其各自作誓文以告天地，铭之铁券，藏于史馆。

武皇还是太后时就确立的扬武抑李的国策执行十五年后，由她亲手推翻过去的所为，一手拉着李家人，一手拉着武家人，让他们握手言和。

在弘文馆的上官婉儿听见朝野上对这件大事的揣测，心里却泛起淡淡的凄凉，想当初武皇对武家人寄予那样的厚望，不惜斩断李旦和李家人的关系，更不顾太平的思慕杀掉薛绍，甚至在告诫过“不要与任何势力靠得太近”之后，亲手把婉儿推到李唐皇室的对立面去。如今这个要的女人终于妥协了，妥协于向着李唐的天命，妥协于那些被她一时打压却依然定的男人们，妥协于谁也无法抗拒的时间。

可是，天命的传递，人心的向背，真有那么简单吗？

在帝国最受人关注的东，有人渐渐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