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前所有人的必须武上缴，一发弹，都不能带。

站台上，一个负责接收武的中国军官拿着文件夹，正在和日方后勤官对。他每勾一笔，就问一句：“这批是什么？步枪？多少支？对一。”

日方后勤官低着，一五一十地报数，声音越来越小。

报完了，他抬起，看着那些被抬走的伤员，看着那些空的担架，忽然问了一句。

“他们会得到治疗吗？”

中国军官看了他一，没有说话，只是了。

日方后勤官沉默了几秒，然后地鞠了一躬。

站台上，伤员还在陆续车。担架一接一，被抬向医疗棚，抬向临时安置区，抬向那个他们从未想过会来的地方。

站台上，扩音用日语和俄语同时播报：

“所有伤员请指引前往医疗。重伤优先，轻伤依次。所有武、弹药、军用资，请到五号货场登记上。后续安排将由双方协商确定。”

这是山西人与日本人达成的临时人主义条款之一：伤员可以优先撤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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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上七时，满洲里火车站，堂。

这里原来是个货仓，临时改成堂。能坐两百人，但此刻挤了五百人。没有座位的人就蹲着，蹲着的人就靠着墙。但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只碗，碗里有汤，有，有土豆。

门，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正在分发面包。她穿着灰棉袄，扎着两条辫，脸上带着笑。每递过一个面包，就说一句：“慢慢吃，不够再拿。”

排队的人里有俄国人，有日本人，有中国人，还有一些分不清是哪国人的人。他们排成一队，安安静静地等着，接过面包，一声谢，然后找个地方蹲，大大地吃。

一个俄国老太太领了面包，没有吃，而是小心翼翼地怀里。工作人员看见了，走过去问她为什么不吃。老太太说，要留着，给孙吃。孙还在后面，还没到。

工作人员，又给她拿了一个。

“这个您先吃。那个留着。不够再来。”

老太太的眶红了，嘴抖着，说不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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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十一时，满洲里火车站，调度室。

刘大江终于放了电话。

最后一班列车已经发，一班要等到凌晨三。他有四个小时可以休息。

他站起，走到窗前，望着外面的站台。

站台上还有人在走。工作人员，医疗队，搬运工，还有那些刚车不肯去睡觉的人。他们站在那里，望着西边的方向，望着那条他们刚刚逃离的铁路，望着那个他们可能再也回不去的地方。

远，堂的灯还亮着。气从门里冒来，在冷空气中变成一团白雾。

刘大江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
他转，在桌上那堆文件里翻了半天，翻一张纸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