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的恩惠。

如果说诸胡归化存在什么疑难困阻，那就是太把他们当个人了，认为他们能够接受恩义召、有明确的利弊判断，所以往往在颁行各归化政令时不得要领。

宋璟说那些胡酋宗主们圈民为畜，看起来虽然略显刻薄，但事实正是如此。

诸胡并无完善的典章法度，其统治是建立在绝对的人控制这一基础上的，所以需要度的聚集才能维持其统治。

河曲的突厥六降州在编伊始，曾经有一个怪现象发生，朝廷派遣的官员在完成编、划授耕牧区域之后不久，六州降们却迟迟不肯散去。

他们并不是敢于抗命不遵，而是因为担心散开之后，或会被当作逃逮捕，彻底的沦为隶。族中针对逃的罚可是极为严重的，哪怕是在游徙过程中，只要胆敢越过警戒的防线，轻则割耳割鼻等刑，重则命难保。

虽然大唐也有防备民逃的各律令，但无论是防备的范围还是惩戒的力度都要比诸胡宽容得多。甚至在遇上一些人力难阻的天灾时，除了各赈济的措施，还会主动开放州县关防，让民间能够觅求活。

人上度的依附也让这些胡民们习惯了对宗主酋们的无私献给，之前顺州有盗卖库案，有胡人州官将一整个官仓库都市贩卖。

结果最后一调查，这些库本来应该是发放给那些已经完成编的羌民生产安家，但那些羌人本不去领取，便直接奉献给了原本的酋。

如果说这些胡人主动的献给还可以归咎为积俗难改、让人怒其不争，那胡酋们阻截朝廷政令的推行、主动去荫庇胡人的行为就更加的数不胜数了。

人在乍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，胆怯是必然，意识会对熟悉的人事心生好与依附。

那些胡酋们就是借助此类的心理，对大唐的政令行妖化的解读，从而将其族人仍然把控在手中，行各鱼剥削，再转过来，通过宣扬这些卑胡们的凄惨境，恳请朝廷能够仁恩普施，给予这些卑胡一定的关照与庇护，然后再借此由中攫利。

但事实上，真正让那些唐群胡生活悲惨、近乎朝不保夕的，恰恰正是这些胡酋贵族们。

大唐虽然不会过分的优待这些唐群胡，但三亩薄田、岁有恒，更有工商百业、行市互补。哪怕这些胡人本不能大唐的生活中，但还有官府组织的各工事劳役，也会获得一些脚力补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