得了“中”之后，还要“庸”，即“用”。不用，何必修“中”这个大本呢？

所以，“中庸”的“用”，是要用得恰到时候。

如果人人都达到了大本的“中”与达的“和”相平衡，那么儒家说的最理想，大同社会就实现了。在这个理想社会中，天地间万事万，包括人类的各族、国家、阶层、家和个人，都可以各安其位，共生，共存，共发展，共化。

也是“发而皆中节”。

那么，怎么用呢？

再讲“喜怒哀乐”，这是人的绪。修讲定心，定心是讲守静。但守静不是不动心，不动。人是有的，只要“发乎，止乎于礼义”，“知止而后有定”，便能到“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”了。懂医的都知，喜则伤心而气散，怒则伤肝而气上，思则伤脾而气郁，忧则伤肺而气结，恐则伤肾而气，这就是绪发得过度了。偶尔过度一也无妨，但经常如此，那就伤了，久之必病，甚至损寿。

到了“中”和“用”，就实现了《中庸》所说的：“和也者，天之达也。”

名可秀，我们说修心养，那是不是不能发怒啊？——遇到坏人恶事能不怒吗？遇到官员贪污能不怒吗？遇到国家被侵略能不怒吗？这怒，要多怒几，天底就少了许多坏事。所以，修心不是讲不怒，而是要“用”，恰到时候的怒。随时随地、不讲对错地对人发怒，那就不对了。

台就有官员学者想起前任刑参政范宗尹，才及四十岁就因病而逝，私有传他是气怒郁积过度而死。这传闻应该没错。但是想一想与卫希颜对的那些朝中大臣，朱震、胡安国等都是年过甲寿终正寝，偏偏这位范参政气量狭小，这不，气怒郁积，伤了吧，没命了吧。这就是修心养不到家呀，中庸学得不好——几位大宋官心里叹。

这两者要合起来，不能分开，达到了“致中和”的境界，就“天地位焉，万育焉”了。

争了，因为国没有苛政，国家之间的利益争端也有了分寸；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也有度了，因为伐木、拓荒、圩田、开矿等都有分寸。

所以，“中、庸”，就是“中”与“用”，也就是“中”与“和”。

“化”这个词最先是被儒家用于人类的衍化，说天之众始于图腾，继以宗法，而成于国家，故称之为化之阶级，也就是人类从族群到国家的发展层次。不是后世生化的意思。名可秀在这里讲到“共化”当然也不是生化的意思，而是指万的组织形态向更一级发展。比如国家政的化，在名可秀脑中就已经有了还不算完全和完善的构思。像现在大宋和大周，就是在走一条不太相同的路——究竟谁是正确的呢？柴鉊、柴赟父和名重生、名可秀父女在用他们的实践求证着，或者说，雷动与名重生的相斗，并没有随着他们的逝而消失，而是由他们的女在继续行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名雷的胜负结果，还在

故而，“中也者，天之大本也”，“中”，是本的。

名可秀，“中庸”的“用”，是要用得适度，也即是讲要有分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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