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若天命、史官亦不能完全有效抑制皇权，尚有本之法,即从人君起。”

名可秀接着说去：“从太幼年起,即教育何为帝王之学,以德命之学为本,授以仁心、民、节制,养成垂拱而治的无为之君——少令，少燕乐，从谏如，迁过从善,恭俭寡。”

宋藻、陈旉、谢有摧、沈元、陆宸、方显朴等人心里吭哧闷笑，与这位国师论儒家君德，太不明智了。

仁宗之后的多数士大夫和史官也

他这话一说，桌两侧的的绝大多数人都赞同。

赵鼎及座中的士大夫官员们都赞同，天的教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。凡是有学问的士大夫无不期望自己的思想能影响帝王,尤以大宋的士大夫为甚——以皇帝的经筵官,或资善堂给储君讲学为之途。王安石、司光、程颢这些经学宗师都是给皇帝、太讲过经学的,而关学的开创人张载平生憾事之一，就是未能有机会朝经筵官，向皇帝宣讲他的学问理念。如胡安国、朱震、范冲、邵伯温、尹焞、苏澹、许景衡这些在朝或在野的学问大家，都先后给赵构讲过经学。不过，对于已经成年的皇帝也只能讲些理，要想彻底影响其格事那就不容易了——人君还是得从小教育起。胡安国和朱震都有这的慨。

赵鼎向来是敢说话的，当即接着名可秀的话直言不讳：“以后的储君教育，当以仁宗皇帝为范。”

她见赵鼎轩眉嚅的似要争论，摆手：“空谈德是没用的。如蔡京、王黼、童贯、杨戬、梁师成、俅、白时中、李彦之就是例证。这些人，就是典型的墙草，顺着皇帝的风向倒。蔡京为什么能混成新党？因为宗崇尚熙宁变法！如果宗反对变法，蔡京上标榜自己是旧党。这类文官，就是士大夫中的投机者，只要有上位的机会，节可以无限，媚主迎合算得了什么。跟这些人讲正心、诚意、修？还不如对弹琴，至少个响鼻儿！”

☆、政党之说

卫希颜接过赵鼎的话：“儒家讲德修养，盖因人有私心，所以德要‘修’，不是天然就有。那些仕的读书人，固然有为了治平天而当官的，但更多的，是为了求权求钱、求。若不然，真宗何以亲赋劝学诗曰‘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’来勉励读书人勤学应科举，而不是以‘书中自有圣贤，书中自有治平言’为诗诏？可见，真正弘的君是少数。若无制度、律法约束，有多少官员能到清正廉洁？遑论不惧忤逆皇帝，不虑贬谪去位的有多少？”

名可秀扬了眉，没有说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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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宗朝的大臣对仁宗皇帝的评价很，观仁宗的谥号便可知。对大行皇帝上谥号是大臣的权力，即位的新君不能涉，而“仁”是儒家对帝王的最理想，以“仁”为谥号当然是儒臣对皇帝的最表赞。在仁宗之前，没有一个帝王能被臣以“仁”为谥号。大臣论仁宗：“恭俭民，宽厚仁恕，四十二年始终若一。传曰‘为人君，止于仁’，帝诚无愧焉。”

赵鼎虽然敢言，却不是一的犟驴，当即明智地闭不争，静等名可秀说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