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家里，我拉亮电灯，拿巾拭透的发，泪悄然落。这些天所到的屈辱已在心中缓解了，我还是很想她。

她可能真的走了，在这天渐尾声的时候，我一连几晚在窗看到，好几个穿红旗袍的女孩换拘谨地站在她原先倚立的地方。我想起有一晚她迎送客人时亲切的笑容和优的手势，她送一群客人去，在玻璃门后转给我一个丽的背影，她的影充满了喜悦和一职业自豪。如今就连这背影也看不到了。

她已经走了，无声无息地走了。那个的天已接近尾声了。每天晚上，玻璃门后几个穿红旗袍或黄衣白围裙的姑娘低木立着。不到8半钟，酒店就打烊了。我觉得她的离去使酒店一夜间衰败了，生气全无了。天就这样在最后的雨夜里凄然落幕了。

我等了好些天，一到酒店打烊就守在门沿，徒劳地目送班的女孩们。在痛苦和忧伤中，度过了那个烦的雨季。

那些天在昏黑雨夜里没命疯的法国梧桐树叶很快遮没了街。一个夜，我站在门沿望着熄灯后的酒店，外面被得令人窒息的雾和昏黑的夜雨笼罩着，这座飘摇风雨中的城市已经掀过了我青的悲一页。我望着酒店玻璃门，面在黑暗风雨里枝叶拼命摇晃的树冠，人生如梦，知会何年。我已经快记不清她的容貌了，想到以后纵使还能见到她，恐怕也不敢认了，不禁伤心得难以自制。

初夏晚上，我到四江那儿看《足球之夜》。他已经从广州回来，病了好几天了，脸又瘦又黄，就像抹了一层碘酒。他裹在巾被里，吭着脑袋，盘坐在凉席上，着烟又气又笑，不住地摇叹气。

“那些总裁给我们讲课，我看着就来气，都是些文盲。妈的，那些总裁真是有钱，有的手都有好几万人，大多是农民，城市生意难啊，农民这个比较狂，好多人都是把家里的地和卖了来搞传销。唉，那些农民上课就会激动得大吼大叫。那里的人真是太狂了，我脑还算好使的，还比较清醒。那边当了总裁一个月挣几十万都是没本事的，每个星期固定分红就八万，还有通联费，一天至少一万块钱，都住在广州，每个月去工商银行取一次钱。有钱了又想名，到电视台去播节目，屏幕上面打本片由某某先生赞助播。我夫去就买了十台机，先搞个主任。”

“你夫能拿到多少？”

“还没有，要到总裁才能拿到钱。不过他掌握了几个窍门，只要很少一钱，几百块钱，就能个线。你要加连机都不用买，几百块钱个线就行。”

“被发现怎么办？”

“那不就完了吗，公司就把你传销员资格取消了，你不能再这个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