薛琳的确是个很成熟的倾听者和开导者，比他的妈妈岑婉萍要更客观，更懂得利用科学的方法论。

无奈兼职找得不顺利，时薪的工作要求每周至少勤三次以上，他得额外向薛琳请假。时薪低的倒是没有这个要求，但这么一来，他就难以照计划如期攒够车票钱。

因此，每晚告别了薛老师，杨司乐都会固定在22:30，给施年打一通电话，重复自己的名字，说一些边发生的小事，风雨无阻。

与此同时，他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，练竹笛作业、写歌排练、找兼职、接商演，每周连轴转。

“知了知了，你叫杨司乐，小名是洋洋，我记得住。这个病不会降智，你能不能别把我当三岁小孩儿看？天天说天天说，你不烦我都烦了！”

他不好意思岑婉萍的钱买动车票，便想在两个月自己挣够钱，等翻过年了可以每周往返上海看一施年。

杨司乐想起白天的泪，想起施年也让他别这么“夸张”，没必要，真没必要。

“薛老师……”他鼻尖发酸，耷拉着眉看向薛琳，诚恳地问，“那我现在向你寻求帮助还来得及吗？”

施年在服用神类药，绪极易大起大落，官反应比较迟钝。隔着几千公里，他对杨司乐的态度极为冷淡，有时甚至会对他每日一次的来电格外抵，杨司乐刚报完名字，他就彻底失去了耐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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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这一天起，杨司乐每天了晚自习，都会跟薛琳去场散散步再回寝洗漱。

薛琳说：“既然你知问题在哪儿，为什么不想办法尽快调整？如果仅凭一己之力调整不了，你有主动向你妈妈、你朋友和我寻求帮助吗？在我看来，你没有。你仗着自己家条件不错，家开明，就任由自己沉浸在负面绪里，沾沾自得，不以为意！”

只不过别人要么不知，无法同受，要么全忘得一二净，才导致他的真实看起来如此稽。

他一有空，就会在微信上问问付宜，施年如何了，医生怎么说。

“对不起薛老师，我知错了。”他复又低，小声说，“不关乐队和陈楠的事，是我自己心态了问题。”

作为住读生，他没脸麻烦薛老师给他开条校门，只能选后者。大不了周末熬熬夜，多上几小时的

可他就是难过啊，不掺半分。

薛琳安他，施年吃了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绪，但最起码，施年再烦也不会不接他的电话。他不用为了药导致的不良反应折磨自己，应该把更多的力在自己可以控制的事上。

付宜告诉他，医生给的初步治疗方案是训练施年的记忆力，让他先试着记住“今天发生的最重要的事”或是“今天遇见的印象刻的陌生人”，等状态趋稳后，再尝试回忆过去。

摇：“但现在，我要重新评估一我对你的看法了。”

于是，杨司乐把打电话的频率降到了两天一次，还是22:30——医生说，固定时间更利于形成层记忆。

杨司乐笑着替自己解围：哥哥不懂嘛，次会注意的。勉留了自尊。实际上他很是为此受伤。

少年的“没必要”的烦恼得到了意料外的尊重，酸涩的心事有了信任的去，杨司乐渐渐打起了神，上课变得专注了一些，也跟着回来了一。

被的老师疾言厉地批评到这个地步，杨司乐的心里很不好受，三分委屈七分愧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