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。

“年年你忘记了，我是洋洋哥哥啊，洋洋哥哥！”他指了指自己的脸，“你看着我的脸仔细回想一呢？我们不止是小学同学，我们住一个小区，从小一起大，父母都认识，后来我爸了事，我跟我妈搬去了北京，你还哭着让我说要和我一起走，你试着回忆一，嗯？”

犹如一晴天霹雳砍在上，施年被迫从中，边听边摇抗拒，难以将杨司乐和日记本里的“洋洋哥哥”划上等号。

开什么玩笑，他不相信。

杨司乐成了锅上的蚂蚁，在原地来回转圈圈，抓耳挠腮地想法证明自己是自己。

“对了！”他前一亮，“施叔叔和付阿姨都知，你可以打电话问他们！”

施年还是摇：“怎么可能，不可能……我爸说洋洋哥哥有女朋友了，你怎么会是他？不可能……”

杨司乐一气险些上不来：“不是，我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？！我没有！我连喜的人都没有过！”

没有喜过的人。施年纵使无比抗拒，也听得很清楚。

他已经隐隐信了。

因为他想起自己看到杨司乐坐在树上笛，便失而复得了一记忆，想起杨司乐叮嘱他别吃炸黄豆，想起杨司乐总是能刚好找到合他味的小餐馆，想起后来他和杨司乐仿佛浑然天成的亲密，想起那数次涌现的熟悉。

一切尚有印象的细节，都指向了一个从未被他这么联系过的结论——杨司乐就是洋洋哥哥，被他忘掉的洋洋哥哥，他以为再也和自己没有关系的洋洋哥哥。

自作多的窘迫，被拒绝的失落，最后一个得知真相的愤怒，以及对健忘症空前的痛恨，铺天盖地地没过了施年的鼻，使他不得息。

他想不通，为什么非得是洋洋哥哥呢？为什么杨司乐只想对他好，不想喜他呢？

这好了，全搞砸了，他跟杨司乐以后连朋友都没得了。

他在今天，十月六日的第一个小时之，同时失去了两个重要的人。

事实上，杨司乐也不知自己在急个什么劲儿，他只是觉得有地方错了，而他必须要纠正，继续暧昧不清只会对施年造成更大的伤害。

他见施年红了眶，像是要哭，立刻既惭愧又心疼地坐回椅上，想认真地为自己越界的行为向施年好好个歉，好好哄一哄他。

“年年……对不起，哥哥不该把你当小孩看，对不起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