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人一个拍一个写，惺惺相惜，逐渐变成了好朋友。

1942年初，荣靳之乘坐一船画着红圆圈，俗称“大”的三轭帆船从路去往广州，上岸之前被驻守广州的日军以“检疫”为名扣押在了珠江边的南石惩戒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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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正是在那里，荣靳之遇到了他曾经的学生——伊藤光。

难是荣靳之说服了他？

宗铭等了片刻，打开一罐咖啡递过去。伊登仿佛被他惊醒了了，抬说了一声“谢谢”，继续：“我在收拾父亲寄给我的东西时，发现了一个小木箱。箱里装着一捆用油纸包裹的手札，我怕是什么重要文件，便打电话问父亲要不要寄回去，结果他说那是爷爷生前留给我的，指明要让我继承，所以这些年家里其他人从来都没有打开过，包括他自己在。”

说到这里伊登忽然打住了，低眉敛目，似乎陷在了某刻的回忆里。

伊登呷了一咖啡，沙哑地说：“那是荣靳之的日记，确切地说，是他和一个叫于骅的记者共同撰写的《南石集中营札记》。”

，租了一个小公寓建立小家，伊登的父亲便将儿从小到大的书籍玩统统打包给他寄了过去。

南石惩戒所以后，他们被分在同一个监房里，更是共同见证和记载了“波字第8604 队”对返乡难民的不见天日的暴行。

他熟悉这个年轻的医学生，在医学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喝酒，他相信这个曾经发誓治病救人的年轻人并未彻底泯灭人，只要设法将之从极端军国主义思想当中唤醒，就能帮难民们逃离南石集中营。

他唯一的希望，只有伊藤光。

于骅也是广州人，中学毕业后在香港《申报》工作，这次是想回老家探亲才傻乎乎上了日军的贼船。他随带着相机，一路走一路拍，将“大船”从香港发以后沿路发生的一切都用照片记录了来。而荣靳之有写日记的习惯，在船上闲来无事，写了许多沿途见闻以及自己的回忆。

“算是成功了吧。”伊登苦笑了一，说，“他用自己的死说服了伊藤光——当亲手把他的大脑从颅腔中取来的时候，伊藤光顿悟了，向上级隐藏了自己的研究成果，帮难民传

和他一起被扣的，还有一名年轻的记者——于骅。

李维斯心中一动，脑海中依稀闪过一些模糊的画面。

“他成功了？”李维斯想起伊藤健太的讲述，伊藤光最后因为难民逃亡而被遣返回本土受审，差死于非命……

伊藤光当时受极端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，变得完全不可理喻，先是试图说服荣靳之为波字第8604 队服务，遭到拒绝以后又威胁他要曝光他共产党的份，把他送到东北受审。

一想到望穿的家人，襁褓之中的儿，他的心就像刀割一样难受。他想设法带着难民逃去，但这里驻扎着大批日军，守卫极为森严，连和外界联系的机会都没有，遑论逃走。

荣靳之始终没有屈服，甚至没有绝望，他在被关集中营以后就意识到这些难民可能都不去了，日军恐怕从始至终就没打算送他们回广州，之所以用“遣返”的名义把他们从香港赶来，不过是为了缓解港岛的生存压力，顺便给波字第8604 队提供大量的实验活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