廖夫从窗前走回来，在沙发边坐。他看着尔察克，神变了。那是一奇怪的混合：疲惫，释然，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希望。

“海军上将阁，”他说，“我看到我们的未来。”

尔察克沉默了很久。

“吉米廖夫，”他终于开，“你还记得一九一七年吗？”

吉米廖夫愣了一：“当然记得。”

“那时候我们在黑海。你是个年轻的外科医生，刚从前线调过来，第一次上我的旗舰。你问我：海军上将阁，我们打的这场仗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

尔察克继续说：“我当时怎么回答的？我说：为了俄罗斯。为了让俄罗斯不被那些疯毁掉。为了让我们的孩还能在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散步，还能在莫斯科的大剧院里听歌剧。”

他看着炉里的火，声音越来越低。

“现在呢？圣彼得堡改名叫彼得格勒了，还在布尔什维克手里。莫斯科的大剧院，听说改成了什么工农文化。涅瓦大街？我们的孩，有几个还能回去？”

吉米廖夫的眶红了。

尔察克抬起，看着屋里所有人。

“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一九一九年天，我们在托博尔斯克。那时候我们还有二十万人，还有希望。有一天晚上，一个年轻的中尉来找我。他刚从乌拉尔山那边逃回来，上带着伤。他说，海军上将阁，我父亲被布尔什维克杀了。我母亲和妹妹失踪了。我的房被烧了。我没有地方可去了。但我还能打仗，让我跟着您吧。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我问：你打完了仗，想去哪儿？他想了很久，说：我不知。也许，找一个地方，重新开始。”

尔察克的声音停了。

炉里的火烧得很旺，把所有人的脸映成橙红。

“吉米廖夫，”他说，“我们打了三年。死了多少人？一百万？两百万？剩的这些人，还有几个能回圣彼得堡？还有几个能回莫斯科？他们像那个中尉一样，没有地方可去了。他们需要的，不是俄罗斯。他们需要的，是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。”

他站起，走到窗前，望着外面已经黑透的夜。满洲里的灯火在远闪烁，星星。

“滨海不是俄罗斯。从来都不是。那个地方，四十三年前还是中国的。我们的移民去了，建了城市，修了港，觉得那是我们的了。但历史不会因为你觉得，就变成真的。”

他转过，看着所有人。

“但如果我们在那里，重新开始。如果我们不再想着恢复什么，不再想着回去哪里，只是活着，像人一样活着。如果我们的孩在那里大，上学，工作，结婚。如果有一天，他们问我们，爸爸，我们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可以告诉他们，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在那里吃了很多苦，然后在这里，重新开始。”

他的声音停了。

屋里静得只能听见炉的噼啪声。

“海军上将阁，”吉米廖夫忽然说，“那个中尉，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尔察克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他死了。一九一九年冬天，在鄂木斯克。冻死的。撤退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大衣给了他的班。班是三个孩的父亲。”

吉米廖夫没有说话。

过了很久，尔察克说：“我们不要再让那样的事发生了。”

这是白俄代表团的房间里，最后一句对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