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的几个关键时间节，其师电台与已知的吴某秘密电台，联络信号异常密集，远超正常公务通讯频率。

这是信号记录图谱及分析报告。”

法警将图表和报告传递给审判席和辩护席。

接着，针对孙宝昌，几名法警抬上了几大箱沉重的账册。

“这是从第二师师及孙宝昌私宅查获的历年军饷、资账簿原件。”

检察官随手翻开几页，指向密密麻麻的修改和红字，“多显示领取数额与实际发放数额严重不符，差额大。这是据账册整理的亏空汇总表。”

他又传唤了原第二师军需官王某和两名曾被第二师官兵勒索、并参与过倒卖资的商人。

王某证实了孙宝昌多次授意虚报冒领、截留军饷，并指示他将分资理掉。

商人们则指认了与孙宝昌亲信军官易、并缴纳保护费以行走私的事实。

最后，检察官展示了新政府派员实地清第二师各团营后制作的《实际在编人员名册》，与孙宝昌上报的《在册官兵员额表》并列放置，空缺名额目惊心。

控方证据示完毕，法一片寂静，证据链似乎相当完整。

这时，审判开：“据新诉讼程序，现辩方举证及对控方证据质证环节。

被告人及其辩护人，可以对控方示的证据提异议，或示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。”

旁听席一阵动，还能这样？

刘成久的辩护律师，一位着镜的本地讼师，有些张地站起来：“审判，各位法官。对于控方证据，我方有几质疑。

首先，关于那些汇票存，仅凭复印件和笔迹鉴定，恐难完全采信。

我方要求，法应调取相关银号（福昌钱庄若仍在营业）的原始底单行当对，以确认汇款人、收款人及时间金额是否完全吻合。”

他推了推镜，继续：“其次，关于无线电记录。

信号频繁，只能证明联络多，不能直接证明联络容就是通敌。

或许是其他急军务？

或许电台被他人盗用？

控方未能破译电文容，此项证据的证明力存疑。”

他最后看向证人李德海：

“再者，这位李参谋的证言，乃是在其被拘押、失去自由之后所作。

我方合理怀疑，其证词是否受到外界压力或诱导？

申请法允许我方对李德海行叉询问，以实其证词真实及取证环境。”

孙宝昌的辩护律师也赶忙起：

“审判，我方也对控方证据有异议。

账册亏空，时间跨度，其中分亏空可能系前任官遗留，或是在历年剿匪、作战中的正常损耗与账目混所致，不能全归咎于孙师一人。

控方提供的商人证词，这些商人与第二师分官兵素有生意往来，可能存在经济纠纷，其证言可能于报复或推卸责任的目的，可信度需打折扣。

我方申请，法应调取第二师近三年完整的上级拨付资清单、实际消耗报表及战事记录，行综合审计比对。

另外，我方请求传唤原第二师前任军需主任赵某到，他可以证明分账目问题的历史缘由。”

两位辩护律师的发言，虽然有些磕绊，但条理清晰，直指证据链可能的薄弱环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