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名可秀在立党之会上，明确地提“大之行，天为公”，并将党名立为“大公党”，就是重举孔的“大同”理想。

她的话一停，桌两侧的人都议论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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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宋士大夫们认为，“与士大夫治天”，即天非为天一人之私。当然，这与孔说的“大之行也，天为公”的最理想不同，这是指治理天的“公”。但也有少数激的士大夫认为，“君与士大夫共天”，这个“共”，就是指“共有”，天应是人君与士大夫共有，人君为首，而士大夫为从。振社中的成员，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士大夫中的激者，纵然初社时不是激者，但在期耳濡目染影响，也成了“共天”的拥论者。

唐代的儒家们因循章句，对汉儒之学并无多少质驳，但宋代的儒家不同，更追求经义的涵，所以对汉儒的学说并不是全然接受，而是以己义去理解，称为“六经在我，我注六经”。如周敦颐，认为“无极而太极。太极动而生，动极而静；静而生，静极复动。一动一静，互为其；分分，两仪立焉”，即是没有贵贱的，这就从本上否定了董仲舒的“天之贵贱”以及由之衍推的“君臣，君为臣纲”。如王安石，不信天命论，自然不会认同董仲舒的君为臣纲是天。而周敦颐的弟程颢、程颐，却在董仲舒的君臣之纲上一步诠释三纲五常是天理，因为二程认为，唯有将三纲天理化，让人臣不敢篡位，不敢逆父，妻不敢背夫，才有利于维护天太平和睦的秩序，实现儒家的治世理想。苏澹就曾经著文批判程学是忘了儒家先圣的最理想。

卫希颜听名可秀提过，名重生年轻时在九江曾听周敦颐讲学，与周敦颐论董仲舒的三纲，名重生将之称为儒学的一步世俗化，迎合了家天君主的统治需要，遂使儒学成为“独尊”，谓董仲舒之功不可废，然后世儒家不当以董之论为旨，实际是遵法家之君主极尊，而背弃孔孟先儒之髓，必致天裁于一人之害，周敦颐悦而曰“然也！”

退而求其次的“小康”作为天不可易。

卫希颜暗中佩服名可秀，将孔的理想世界

当然程学在大宋儒家中还不是主思想，至建炎朝仍是以王安石的新学为主，新崛起的理学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拥随者。而且，因为大宋持续了一百六十余年的“与士大夫治天”的影响，多数士大夫都是遵奉孔的“君使臣有礼，臣事君以忠”和孟的“君臣有义”，将之奉为君臣之。二程学说始终没有成为主，与朝中多数士大夫对其君臣天理说的不以为然不无关系。便如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文彦博、富弼、司光，都是反对二程这一学说的，认为必有害于“共治天”。名可秀对此曾叹说，二程先生虽在学术上有大智慧，但比起文、富、司三公，却在政上少了大智慧。

她在众人思涌动中接着立论，“吾党之立，当以圣人之‘大同’为最抱负，此谓之至纲领；而在家天之当，又须立可实现的纲领为百年奋之纲，谓之最低纲领，即君与士共天，以人君为领，士为治，限君权，扩士权，尊礼制、法治与民意。——是否妥当，请诸君议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