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元品的这个想法很有理，然而实际上却不可行。与之前分东西时不能再分级的原因相同，一方面是保证每个人上报容的真实十分困难，而另一方面，如果真的一家一家地仔细查受秋云山迫害的况，那实在太耗时耗力，要耽误很多事儿。

这位由临时选举团从群众中推选来的副村是个四十来岁的普通中农，也是新村公所里面唯一一个和民兵队没有一儿关系的。她被选上来主要是由于是地的一把好手，平时也乐于传授经验、帮助邻居，村里需要这么一个人来带领大家搞生产。还有一层原因是其他村都显得太年轻了，不她们的实际能力如何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还是认为年的女人更靠谱。

而对于那些受害相对严重但家里条件尚可的群众，再想办法以别的方式行补偿也是可以的。毕竟——大家

理来说，汉的土地也属于汉财产的一分，应当补偿给受害者。然而由于在丘的普通农民多少都受过秋云山的害，受害者的定义本就不太明确。之前民兵队为了分掉秋云山家的东西而给受害者分了等级，然而现在许多群众都对之前的分级不满意。当时许多受害程度严重的人因为害怕国民党和伪军的报复而不敢声，现在看到大家都拿了东西、分了粮，也终于克服了心的恐惧，而开始不满于之前的分级。

因此，新任村公所的副村王元品认为，应当仔细地重新一次分级，再照新的分级来分土地。

照更明确的说法，土地是“生产资料”，而别的那些从秋云山家抄来的东西大多只是“生活资料”。生活资料的多少只能反映一个人当前的生活平，但能否占有一分生产资料对于小生产者而言，却是决定未来能不能有饭吃的关键——那时候可没有多少像样儿的工业，可以让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去当无产的劳动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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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当村里的贫农平均每人才占有一亩四分地，能分到的地多一分少一分都是至关重要的，很可能就是关系到家里的老人会不会饿死、新生的孩能不能有吃的事儿。这样看来，这四百一十亩地不仅不应该照受害程度分，甚至都不应该均分，而是多分给那些家里缺地、尤其困难的群众。

分地，然而中农每人平均只有七亩三分地，贫农则更是少得可怜，只有一亩四分②。多三分地对于一个贫农而言，就相当于是多了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地，好好耕作来，或许在荒年就能捡回半条人命。因此，即使平均来每人能得到的地如此之少，分土地也依旧要万分谨慎，普通农民的一切生计可都依托于这土地上呢。

而关于这些土地究竟应该照受害程度分还是直接平分，无论是民兵队还是村公所里都存在争论。

并且还有一观是不应该将土地照受害级别分。这观基于一个普遍的认知：土地不是普通的财，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有特殊的意义。从土地上还可以产更多的粮，换成更多的别的东西，因此土地被认为有某可以“增”的特；但那些衣裳、布鞋之类的东西是增不了的，只能越穿越旧。对于一个农民，你可以夺去她的衣服、鞋甚至是她饭的锅，她依旧可以活得去，但若是夺走了她的土地，那她就只能卖自由给别人扛工去，成为连牲都不如的“农”。